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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须以全球应对全球

更新时间:2014-04-17 10:09:4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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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企业家不仅需要有全球竞争力,也需要有更多的人文情怀,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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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作为李嘉诚基金会捐赠的项目,长江商学院正是公益和慈善的产物,你最初是怎么想到用公益和慈善的方式来推动商学院的发展的?

  项兵: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顶级大学都是私立的,都得到了大量社会资金的支持。从斯坦福到哈佛,从普林斯顿到耶鲁,无不如是。建立一所世界级的教育机构需要大量的资金,多则数百亿美元,同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的积累与沉淀,才能成就世界级的伟大教育机构。这是打造世界级教育机构的普遍规律,对于长江商学院也同样适用。

  长江的目标是打造一所世界级的教育机构,拥有一批全职的世界顶级师资队伍,产生一些对管理实践有重大影响的管理思想。拥有世界级的全球师资队伍,并持续产出世界级的研究成果,是需要强有力的财务支持的,长江不是一个以教学为主导的培训机构,因此,没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财务资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长江商学院。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企业家对公益和慈善事业的推动及贡献?

  项兵:公益慈善是社会收入调节与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因此,应跳出公益慈善看公益慈善。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国和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美国的公益慈善制度相对完善,已成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中国在收入一次分配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二八现象”,即当企业创造了100元的利润时,股东可能拿走约80%,20%由员工们分享。当前,一次分配所导致的收入不均,较难通过税收来解决,即使收45%的税,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上我们的医保、免费义务教育等民生项目相对比较滞后。而在第三次分配环节,中国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捐赠文化。2012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例约为0.18%,美国则达到了2%3%。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的慈善捐赠机制和国人的捐赠意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因此,从和谐社会发展角度看,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及已较多财富的企业家们,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作出更多贡献。在公益慈善方面,李嘉诚基金是亚洲金额最大的公益基金,李先生在这方面给我国的企业家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大陆的企业家成长时间才20多年,不知像李嘉诚先生这样在公益慈善事业上的大手笔,其示范作用有多大?

  项兵:体制不完善无疑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障碍,发展时间短也是一个事实。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应该学习李嘉诚行者为善的态度,更应该努力建立一个众人齐心做善事的文化氛围。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人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同时比较重视家族财富的传承,但这两种并存的文化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矛盾,会不会影响到企业家做慈善?

  项兵:我认为“达则兼济天下”正是企业家做公益慈善的人文基础,同时,中国人确实比较重视家族财富的传承,这两种文化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却有其独特的对立统一性。在我看来,使中国企业家能够超越家族财富传承、将财富更多地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制度建设,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慈善捐赠的税务安排和公益机构的管理制度等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关于企业家财富的传承,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二代的接班,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把财富传给子女,没有像美国那样推动慈善的发展。

  项兵:首先,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同时,如我在上面所讲的,还需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这也需要时间。但我们可以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内,积极倡导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学员,关注和投身公益事业,关注弱势群体,成为公益慈善理念的弘扬者和实践者。长江商学院是首家将公益学分引入教学体系的商学院,长江EMBA和MBA的学生必须获得至少6个公益慈善学分才能毕业。长江人在公益慈善捐赠方面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正在为推动我们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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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英德拉·努伊,印度裔。她被誉为“百事的首席建筑师”。

  以全球应对全球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前段时间我们采访万科董事长王石时,他提到,在当前的环境之下,大多数企业家不会把钱拿出来做慈善,更多的是转移出去。作为商学院院长,你的观察结果是什么?

  项兵:我不知王石先生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谈到这样的观点,原话是怎么讲的。目前,关于企业家把部分财富转移到国外或到海外投资的报道很多,但我认为,这和他们会不会把钱拿出来做公益慈善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把财富部分转移到国外的企业家,同时也很积极地参与公益事业和慈善捐赠。

  全球化的最重要前提是人的思维理念要全球化,我们看问题时不能老盯着眼前,目光可以高远一些。中国企业需要更好地掌握应对全球化竞争的能力,因此,企业家们出去看看也没有坏处,可以学习了解国外经验,也有助于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且中国富人的孩子出国以后,许多都在当地最好的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念书,或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美国的总统、英国的首相就有可能是这些企业家后代的同学或朋友,这对中国的未来也可能有所裨益。

  事实上,不光是中国企业存在以上谈到的发展短视行为,人类的集体短视行为已到了极致,从西方到东方,从政界到商界,十年以上的事情比较少被考虑,更别提五十年以后的事。这种“集体短视”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环境恶化与气候变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很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以后遇到很多问题,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项兵: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样几个方面:大部分企业还比较缺乏全球视野,价值对接能力差,企业管理的内功和基础设施不到位,心态有时又比较浮躁等等。过去,中国在转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市场机会,很多中国企业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胆子大、运作资源的能力比较强,运气也比较好。打个比方,一路晴空万里,有没有雷达飞机照样起降。但到了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对企业从战略到战术的要求都比较高,如果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仍不注重管理基本功的修炼,不重视“马步”,老想练“一指禅”,这样走出去的系统性风险就很高。

  就参与全球化竞争而言,视野过于局限也是个重要的阻碍因素。诸如民族品牌等提法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就像三星进入中国市场时不可以打着为韩国人创造民族品牌的大旗,而是强调自己是“中国的三星”那样,过于强调民族品牌就使我们显得相对比较狭隘,这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原因之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联想和华为要想成功走向世界,可能要先超越自己是中国的企业,否则就很难被全世界所接受。此外,中国企业还需要提升“道”的层面的修炼,能够在“道”的层面与世界对接,才有可能成功;相反,没有一个伟大的企业是靠阴谋诡计或者雕虫小技成功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曾提出,希望运用现代的管理理念来改进慈善事业的运作模式和效率,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项兵:管理一个公益慈善组织与管理一个企业有很多类似之处,核心都是杠杆,都是关于效率和有效地配置资源。公益慈善绝不只是简单地捐钱捐物,还包括为公益慈善奉献时间、奉献丰富的管理经验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使所从事的公益慈善项目具有可持续性。优秀的企业家领导过许多项目,有丰富的管理和营运经验,如何把他们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运用到公益慈善项目上,值得我们好好探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以全球应对全球,是否意味着首先要“走出去”?

  项兵:以全球应对全球,和“走出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走出去”有本位主义的思想,是一个相对狭隘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以全球应对全球”是指将全世界所有的优质资源为我所用,将其整合在一起应对全球化挑战。换句话说,竞争无论在哪里发生,我们都要用全球资源去应对,而不是“以中国应对全球”。比如,即使你的业务仅仅是在北京朝阳区,你也要学会整合全球的优质资源来加强你的竞争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打淮海战役这一仗,也要学会整合全球资源。云南白药创可贴的案例也是为了澄清这些概念。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曾总结过中国已有的三代企业家,从你的“以全球应对全球”这一思想看,20多年来,中国的企业家有多大进步?

  项兵: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不断地进步,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等。但从“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发展要求来讲,我们还有差距,如人才储备方面。以印度为例,世界500强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很多是印度裔,在百事可乐这类大型跨国公司的副总裁级别的管理人员中,印度裔的可以用“上将千员”来形容,中国人却是寥若晨星。正因为印度裔企业家拥有比较强的全球对接能力,在整合全球资源方面,就比中国企业家要得心应手得多,如塔塔集团、米塔尔等,这个值得我们重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企业家之所以视野比较局限于中国的原因是什么?

  项兵:原因很多,主要是一些客观的原因。首先,我们改革开放的时间刚30年,时间是个必要条件;第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的发展时间也比较短;第三,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国内市场很大,在国内做生意就已经足够了,即使不走出国门,机会也有很多,比如银行、保险、移动通信、能源等很多行业,做大国内市场就可能成为市值全球第一的企业;另外可能还和我们多年来的教育以本土为主有关。目前这些情况都在改变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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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到贵州考察扶贫时与山区小学生合影。

  建构新一代政企关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近年不断提出要建构新一代政企关系,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如何?

  项兵:现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也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国家债务危机导致政府与公共财政难以为继;其次是精英远离政治,越来越多的一流人才不愿意从政;第三,西方国家的许多领导人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比如奥巴马,从参议员位置直接做了总统,匮乏做“县委书记”的基层工作经验;第四,西方民主制度尚未克服短期行为的问题,西方政客为了赢得选举而过于关注当下的利益,这是美国民主的局限性;最后,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5,收入与财富不均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可见美国的体制也制衡不了钱权走到一起的机构性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建构新一代的政企关系,中国更有希望吗?

  项兵:中国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比如政府权力太大、贪污腐败、收入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减弱等问题。我提出建构新一代政企关系,就是因为西方的体制面临很大的挑战,中国的体制也有局限性,大家都在找答案。关于新一代政企关系,我曾提出几个期望:第一,我们能否做到精英治国的同时又可以实现对政府权利的有效制衡;第二,如何实现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包容性增长;第三,如何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如何在实现和谐社会的同时又可出现像谷歌和脸谱这样的颠覆式创新型企业;第五,如何制衡人类的集体短视。我认为这些都是新一代政企关系的核心构成部分。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正面效果之一,是历史终结论的彻底破灭与人类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变革与制度创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我们可以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一些引领全球的突破。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长江商学院,你邀请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出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你希望借此为商业注入哪些新的力量?

  项兵:为什么要把人文课程带入管理教育?第一是基于我个人对人类的集体短视这个问题的顾虑与担忧。我希望长江人在思考商业问题时能考虑到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我们的商业决定会有什么影响。也许我们的努力不能让所有人都改变,但即使改变了几个人也是成功,就能逐渐改变未来,能给我们的子孙留下更多更好的东西。

  第二是面向全球化的考虑。要领导好一个全球多元化的团队,企业领导人的人文底蕴是不可或缺的。人文底蕴是一种内功,缺乏内功就只是一个架势而已。

  第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企业领军人物的人文素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条件。企业高层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企业行为就会更趋于合规,行事也比较有方圆。

  第四是对财富的觉悟。我们长江商学院的不少校友都是财富人士,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是过富裕的生活,更希望他们能过一种富足、觉悟的生活,也就是说,除了物质之外,对精神也有很多追求。

  希望我们长江商学院的学生与校友,不仅有全球视野与竞争力,而且具有人文关怀,这对企业健康发展与社会进步来说尤其重要。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宋厚亮

责任编辑: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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